“一位注定不会被写入中国文学史的诗人。” 5年前，作家、编剧刘丽朵无意间看到陈年喜的博客后，写了一篇文章《编氓野史》，惋惜他高中学历“籍籍无名”，却又才华横溢，“这样遗世独立的乡村知识分子，今后必不会再有了”。
3年后，陈年喜的第一本诗集《炸裂志》低调出版，没有任何营销，封面设计简约老派。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本诗集再版了10次，发行量超过4万册，是余秀华的《月光落在左手》之后，另一本现象级畅销诗集。几乎与此同时，尘肺也结束了16年的潜伏，对他露出狰狞。
陈年喜没有被击垮，又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本书可以视作《炸裂志》的“续章”，名字取于他在秦岭金矿打工时写下的诗。
在笔记本上，诗人陈年喜随意“冲天怒吼”。而在现实中，作为巷道爆破工的他却缜密、隐忍、谨慎，在成千上万米深的矿洞中点燃炸药引信，哪怕工友瞬间就在身边“跑成了一团雾”。“只能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背过身去，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他平静地说，如同在谈论别人。陈年喜身材高大，音色很特别，苍茫沙哑，从听筒里传来，总让人想起一些形容词，诸如辽阔悠远、风尘仆仆。
访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有四五次因为他的咳嗽而暂时中断。
孝歌、小曲和说书人
陈年喜出生于1970年除夕，父亲取的名字里带着“喜”的祝福，实际上他的前半生却是颠沛漂泊，长期与危险、死亡相伴。
他的家乡在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一个山村，祖上据说参加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一路讨饭过来。村子四周有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写过的“塬”，宽大的峡河从村前弯曲流过，串起丹凤和河南卢氏县城，是“秦尾楚首”之地。
陈年喜的父亲是个木匠，走乡串户为人干活，有时兼行医，还粗通文史，能讲《史记》，会唱孝歌，是远近闻名的孝歌“歌手”。他的母亲像黄土高原上的女性一样勤劳，稍有不同之处，是年轻的时候喜欢哼唱地方小曲，把古老的歌词和哀婉的旋律烙进了陈年喜心里。
村里还有不时从河南宝丰来的说书人，他们像吉卜赛人一样云游四方，每次来就掀起一场盛会。陈年喜专门写过一首诗：
说书人看起来比秦琼包爷
都要苍老 至于名姓
没有人知晓 大槐树下
一把书尺 回肠九转
把一场人心里的九丈白蟒
一锏劈了
“我从小性格就很敏感细腻。”现在回想起来，席卷南北的打工大潮来临前，传统乡村社会最后那片民间文学土壤，给了他文学滋养。“受翻译文学影响，现在很多语言都有点欧化了。其实民间一些山歌、传统故事的语言也很好。它们没被很好地继承下去，非常可惜。”
1999年冬天一个傍晚，陈年喜匆匆告别一岁半的儿子和年轻的妻子，去秦岭深处的金矿做架子车工，开始了矿工生涯。他在博客里写过第一次进矿洞的场景：“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它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内部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采场，像一座巨大的迷宫。”
几经努力，陈年喜成为一名收入高，但也非常危险的巷道爆破工。具体工作是在矿山深处用钻机和炸药不断炸开山体，从碎裂的岩石中判断继续爆破的可能和潜在危险——“我拨开大地的腹腔/取出过金 银 锡 铁 镍 铜”。
这几年，很多学者和网友都为唐宋著名诗人做了行迹图。根据有限的博客资料，刘丽朵也梳理了陈年喜的“足迹图”。显示他足迹的星星在地图上到处散落，有的地方排得密密麻麻，“遍布祖国各地，其中不少位于荒寒的边陲”。
矿洞深处写出的诗
大地馈赠探险者和冒险者的同时，也奉上危险。有时，矿洞深处里真有盗墓故事《鬼吹灯》中不时出现的毒气。身高1.85米的他长年累月猫在阴暗狭小的矿道里，也得了很多职业病，比如风湿、颈椎病。
最直接的危险来自炸药。一次事故后醒来，他发现右耳再也听不见了，工友王二则被当场炸死——他是个在矿洞里一躬腰就是四五个小时的孤儿，喝了西凤酒还喜欢用跑调的嗓子唱京剧《四郎探母》。还有四川人杨在，“听说杨在一天跑得太快/跑到了炸药前面/跑成了一团雾”。认识的人中，前后有十多个死于矿难。
那些年，陈年喜的家累很重，父亲半身不遂，母亲患食道癌，妻子有甲状腺瘤，儿子在上学。全家人的主要衣食就指望他的平安，还有顺利拿到所有工钱。出名后，有一个问题他被记者们问了至少几十次：“你在那么艰苦和危险的条件下，为什么还有心情写诗？”
他的回答很朴实：“我只能不断去打工，家里需要用钱，孩子需要成长，父母需要赡养，你是唯一一个可以挣钱的人，逃无可逃，也退无可退。”完了停顿一下，再强调一句，“是真没办法。”矿工们内心的压抑没人诉说，要寻找各种纾解。有人下班就灌得酩酊大醉，酒醒了继续下井。有人喜欢通宵打麻将，眼睛杀得通红，不在乎输赢。还有人独自安静地对着机器琢磨，久而久之变成机器维修高手。
对陈年喜而言，他想到的是诗。很神奇的是，有时在上千米深的矿井里，脑子里会蹦出一句诗，出井就赶紧写下。后来颈椎不好了，就仰卧在床头，脖子下面垫上枕头，一只手捏紧平板电脑的边框，一只手一笔一笔写下一行行文字。“有个很老套的说法，写作是寻找一种释放口，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炸裂志》
陈年喜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9
《炸裂志》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诗，“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很多读者评价这是“近年来读过的最好的现代诗”。那是有一年三月，他在离家不远的河南南阳打工，那个矿是地表矿，不是很深。山上种满桃树，每次爆破桃树都会震动，桃花纷纷落下，洒得漫山遍野都是。
那天，陈年喜在矿洞下工作了整整8小时，刚抓着绳索一步步爬出洞口，累得气都喘不过来，就接到弟弟电话，说母亲得了食道癌，是晚期。“真的是晴天霹雳。挂了电话看到桃花我就想，我家的桃花也该开了，那几棵桃树是我妈栽的，很快栽下桃树的人也会像桃花一样凋谢，再也看不到花开了。当时特别特别伤感，回去就写了那首诗。”
参与者和观察者
“这些农民工诗人的命运是否会因写诗而发生改变？”2015年，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北京首映式上，现场有观众提问。“没有改变。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带来收益，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现实的处境。”导演秦晓宇说。
现在看来，秦晓宇的回答也不完全对。这部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的电影，有6位工人诗人参演，陈年喜是少数改变后半生轨迹的人。
最先到来的变化是不能下矿了。其实电影上映前，陈年喜的颈椎就经常疼得厉害，严重时打完炮眼都抬不起头。几个月后，在《我的诗篇》剧组支持下，他做了一个成功概率只有20%的手术。所幸非常成功，代价是不得不告别矿山。
2016年，陈年喜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10万元奖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在授奖词里，评委会称他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辗转于社会底层，饱经炎凉，“思考全球化世界中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从而将工人诗歌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后，他还受邀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演讲，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矿工诗人。
次年，陈年喜经人介绍去了贵州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4000多元，“这是我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工作虽然轻松，收入也下降了。旅游公司上班要打卡，每天事情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之后的大量时间，闲不下来的陈年喜开始写回忆文章，陆陆续续发到微信公众号上。这些文章最后形成了《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
陈年喜 著
台海出版社 2021
陈年喜说，16年的矿山生活看起来那么漫长、寂寞，和形形色色的人萍水相逢，旋即又相忘于江湖，做的事其实都一样，打眼、装药、放炮、炸裂。只不过挪转地方，搭档从杨在和杨寨，变成王二和赵中国，“所以哪怕时间过去那么久，只要一进入回忆，往事自动就像放电影一般浮现，连细节都清清楚楚”。
他也承认自己既是矿山生活的参与者，也是观察者。比如以前就观察过矿工下班后洗澡，有人不讲究，从头到脚直接洗洁精一抹，有人会用洗发水和沐浴露。有人只有一条变黑的毛巾，有人带浴巾和面巾。“看着他们忍不住会想，以前他们生活怎么样，有什么习惯，想得很远很远。那些细节后来也成为写作的一部分。”
“刚才确诊尘肺”
2020年春天，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日子，从农历新年就开始咳嗽不止的陈年喜，在老家中医院做了肺部CT后，确诊为尘肺。尘肺病人的咳嗽尾音常常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似乎也预示着患上职业病是这行大多数人的宿命。
拿到检查报告后他静静坐了一个下午，没有告诉妻儿。“我知道，告诉他们也没有用。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活的种种，他们茫然无知，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下午六点，拿起手机给秦晓宇发去诊断证明的截图，附上几个字，“刚才确诊尘肺”。当天晚上，秦晓宇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到朋友圈，大段大段引用陈年喜的诗，为这位“游民知识分子”扼腕叹息。随后，有媒体报道了陈年喜的患病，买《炸裂志》的读者也更多了。
疫情来后，旅游业受到重创，贵州的公司不得不裁员。5月，办好离职手续那天，陈年喜又想起新疆喀喇昆仑山下的叶尔羌河。每到洪水期，当地人就在河边捡玉石卖钱。当时，他产生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想法”：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虽然充满危险和不可知，但也不失为一条活下去的路。”他了解到，一个老乡在那边签了三年协议，如果顺利，三年后就能拿到90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他最终错过了每年一次的招工机会。到了年底，陈年喜发朋友圈说，2020年各种稿费有6万多元，一半吃了药，一半给儿子交了大学学费。
现在，陈年喜的写作更加务实了，要赚更多稿费和版税，趁身体不错，把经历都写出来。他的写作版图也在不断扩大，已经和出版社签下第二本诗集的合同，第二部、第三部非虚构写作的计划也提上日程，一本写尘肺矿工，一本写故乡峡河边的人物风貌，“我希望能像李娟那样持续写作”。
只是冬天北方的冷空气一来，他就更难受了，会长时间咳嗽，胸腔发出沉闷的轰鸣，像矿山深处的某种回响。“那时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很多人都建议他去南方过冬，那又要多一笔开支，“所以我就希望能有好的经济收入，让我有些自由的空间，度过一段冬天的时光。”
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
从民间文学中认识历史
第一财经：你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有评论说在里面看到了民间叙事传统。你认同这种观点吗？讲故事的能力怎么来的？
陈年喜：其实我没有刻意想过这些。除了诗歌，我产生非虚构写作的想法时间不是很长，2017年才开始，但我的表达可能受了民间传统的影响。
小时候乡村生活非常寂寞，没有电，晚上睡不着，大家就聚在一起听人讲故事。每个村都有很会讲故事的人，他们就像古代的说书人，长篇小说、长篇评书讲起来就没完。我记得有人在我家讲《封神演义》里的一个故事，夜很深了大家都还想听，讲故事的人就说，“太晚了都回吧，明天接着再讲”。那个故事讲了三个晚上才讲完。
我们那边的人，祖上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山西、湖北、安徽、河南，故事就杂糅了南腔北调，“桃园结义”有河南版本、陕西版本、湖北版本。讲故事的人自己再重新加工，又有了新的内容，真的是百听不厌。而且他们讲故事的技巧也是无师自通，有悬念，重细节，出场人物哪怕好多个，都很有个性。有些人物关系是快结束的时候，把所有包袱都抖开，才豁然开朗。我后来写东西，文本大概和流行的散文还有非虚构写作都有点不一样，主题提炼、文章布局都没刻意去做，就跟着小时候故事听多了形成的一种感觉走。
第一财经：你长大的村庄和很多乡村不同，有深厚的民间文学传统，母亲也会唱很多山歌。这种环境也滋养你成长吧？
陈年喜：对，我们那边还有唱孝歌的传统。人死后家属请会唱孝歌的人一个打鼓一个敲锣，围着棺材唱三天三夜，为死者送行，也安慰未亡人。孝歌很有古风，有节律，曲调婉转，细腻哀伤。内容非常复杂，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五更英台”，也有“二十四孝”、隋唐演义，讲忠孝贤良，还会增加些现代生活的内容。
我家有一个祖上传下来的孝歌本子，是用黄色宣纸装订的，四角都被磨掉了。上面用毛笔抄着很多歌词，再用红笔做标点。纸上有修改的痕迹，抄写时如果有人觉得某一句用词不是特别精准，会修改。那个本子是家里的宝贝，村里谁借去久了没还，我父亲就会上门要回来。
我们那边老一辈好多人都会唱孝歌，我父亲尤其是高手，很多人请他去唱。我现在还记得他唱的《见十阎君》，内容很长，有十个章节，讲人死后从奈何桥经过，见不同的阎王，有一阎王二阎王什么的，最后重新投胎做人。
还有一首歌叫《荒年》，有一句唱词是“后村人不敢到前村去/丈人锅里煮女婿”，哎呀，我觉得短短两句表达，里面涵盖了多大的张力啊，任何一种文学语言都没办法超越。你想，丈人他要吃掉自己的女婿，那饥荒发生到什么程度？人间的悲惨到了什么程度？民间文学里有些描写非常生活和准确，你一生都不可能造出这样的句子。听多了孝歌，我对历史认识就多了一个窗口，也有了朦胧的了解。
矿工的诗意不是刻意呈现
第一财经：也是通过你的写作，我们看到别的矿工身上也有某种“诗意”，比如你写王二酒喝多了就梗着脖子唱一曲京剧《四郎探母》。对他们来说这是常态还是偶尔为之？
陈年喜：我给你说一个真实的事吧。有一年我们在新疆喀喇昆仑山，一个挨着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特别荒凉又干旱的地方。三个月没下一滴雨，也没手机信号，更别提报纸什么的，待久了连几月几日都不知道，只能靠对面山尖上的雪线高低来分辨气候变化。
那次老板投资了两个亿，但有经验的矿工从打下来的石末就知道，矿里没东西。大家三个月没见到工资，也不能走，离最近的莎车县城都要400公里，没车出不去。矿上有60多个我从我们县带去的矿工，大家都非常苦闷，天天就有人唱孝歌，睡觉前唱，吃饭的时候也唱。
其实孝歌只要不去别人家里唱就行，我们以前在外面有时忍不住也会唱几句。但老板特别忌讳，觉得兆头不好。其实那时唱歌也是对自己不幸生活的一种宣泄，唱的虽然是传说，也是在唱自己。有的人嗓子不好，唱得特别难听也要唱，当成对苦闷的解脱。后来我走了，他们还在唱。
第一财经：从《炸裂志》和《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看得出，你的阅读量很大，都喜欢看什么书？会带去矿上吗？
陈年喜：十几年前全国到处都有书店和书摊，连喀什那么偏远的地方，每个县都有书店。我上山前会买书，有时下山买材料、买生活用品也顺便逛下书店。我的书比较杂，看《资本论》是因为马克思对中国影响很大，我想知道里头说了什么，为什么对这么庞大的中国能起到指导作用。《资本论》其实很难读，很艰涩，记得里面还谈到经济也离不开人性，说有利润的时候人性会怎么样，讲得特别真实。我也看《毛泽东文集》。
哲学方面的书也看过一点，中国的哲学应该说是世俗哲学，但西方哲学，像黑格尔他们解决的更多是理想化的情况，是更高于人性的。我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因为他在西方哲学家中是一个特例，一辈子没结婚，觉得很异类。也看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钱刚的《唐山大地震》，还有白寿彝的《中国简明通史》这些。
小说我特别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觉得比中国古代很多演义小说都写得好，对人物心理、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描写得非常细腻，还有大量法国宫廷生活、上层人物，以及当时欧洲绅士、底层生活的描写，完全就是我们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毕飞宇的《玉米》，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等等，我也看。
第一财经：这么多年下来，你家的书应该很多吧。
陈年喜：其实不多，有些书我读完了工友们也会读，而且他们读得非常非常细，一本书都快翻烂了，我走的时候就留给他们了。
知识分子写底层有局限
第一财经：别的矿工也会看你的书吗？
陈年喜：是的，不过他们更喜欢看通俗的小说。很多人对矿上的人有误解，认为粗糙，没文化。其实他们非常复杂，很有故事，甚至也很有想法，只是没机会和舞台去表达。比如矿山需要电，用柴油机带发电机来发电。发电机都很尖端，是沈阳制造的。出了故障叫厂家的技术员来修，费用起码就是两三万、三四万块钱，贵，还耽搁生产。这时一个其貌不扬的工人站出来说“我来试试吧”，他就真能修好。
还有人电焊技术非常好，矿山外面有些重要部门也请他去焊重要部件。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也没机会接受专业的学习，但做得非常好。一个矿多的时候有上千人，来自五湖四海，和他们接触久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说“高手在民间”。
第一财经：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再度流行起来后，针对普通人的写作也更多了，比如作家袁凌写了《青苔不会消失》《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和知识人、文化人的写作相比，你的写作有何不同？
陈年喜：对，袁凌也是陕西人，老家是安康的。这方面的写作确实很多，还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局外人，因为生活和实践就像一个硬币的A面和B面，很多时候不能打通，他们没办法成为那个（被写的）人，也没真正参与到生活现场中去，比如打工、在地里劳动，只能作为局外人来写。
局外人会对事情有很多判断，做归纳总结，这是他们的强项，但也是他们的短板。就像有些记者很敬业，为了采访来我家住一个礼拜，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先入为主的。而且有些知识人写底层还有种俯视的态度，给人感觉是不舒服的，他们会忍不住去定义，从性格、职业上定义人，其实是把人变成了一个工具，做些很局外的判断。
我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在哪儿呢？我没接受过专业化的训练，写作是由内往外表达。因为我本身是大众的一员，对他们有无限了解，这是一群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爱恨情仇的人，很难去定义他们，很多理想化的判断也很难用在他们身上。
有一句话说得对，每个人都不可能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包括写作也是一样。要让我去写都市生活写白领，肯定也是要我命。
第一财经：矿工是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打工那些年矿难又频发，但你在诗歌和文章中写到死亡非常克制，不像早期的余华那样有详细的描述。为什么这样处理？
陈年喜：我确实经历了非常多的死亡，也看到了很多血腥的场面。前后有十多个认识的人都死了，有些是我看到矿车从矿洞里出来，上面盖着三四床被子就明白了。还有些死亡就在眼皮子底下。头一天我们还在同一个宿舍里，我上白班他们上夜班，前半夜一起吃饭喝酒，说完喝完他们上班我去睡觉。结果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们五个人就出事了，几个生命就这么突然离开了。
有一个词叫“兔死狐悲”，那时每个人真的都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伤。但是我们能怎么办？每个人就默默地看着，默默地背过身去，作为男人，大喊大叫是不管用的。看到他们的尸体从洞子里出来，我们也还得继续进洞子去干。
那种死亡对人的内心撞击特别大，会留存很长时间。只要你走到他们经过的地方，只要你回想起和他们工作的内容，生前一幕幕，就会想起他们。你怎么诉说呢？没办法诉说。只有把它放在心里，慢慢消化。所以我觉得死亡的写作也应该是这样的，不需要怎么夸张地描写，应该留有余白，留给读者想象和感受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