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映8天，票房突破6亿。《中国医生》成为暑期档以来热度最高的一部影片。猫眼专业版预测《中国医生》内地总票房为16.55亿。
去年冬春之际，突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在所有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疫情之后，《在一起》《武汉日夜》《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创作者以纪录片、影视剧等多种形式记录和反映那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呈现了疫情最凶险的时刻，那些坚守与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建筑工人、志愿者们、普通市民的奉献和牺牲。作为首部院线公映，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大片，《中国医生》在上映之前就备受关注。
这部由《中国机长》原班人马打造的电影，也是博纳出品的“中国胜利三部曲”的开篇之作，集结了张涵予、袁泉、朱亚文等明星阵容，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讲述了一线的医护人员众志成城，携手抗疫的故事。影片将观众的思绪拉回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更感怀于医生群体的专业、勇气与担当。
自疫情爆发到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的抗疫成果举世瞩目。过去一年半的时间，全民积累的情绪与压力需要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又有一种自豪的情感需要共鸣，可以说，《中国医生》的出现恰逢其时。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向第一财经分析，《中国医生》之所以在市场上获得良好反馈，与影片题材有较大关联：“抗疫关系到千家万户，全世界仍然在抗疫过程当中，疫情本身具备很高的关注度、知晓度，它和每个人的记忆有关联。”在他看来，票房表现也取决于影片品质与完成度：“相对来说，影片释放了观众的紧张情绪，以及对医生群体的感恩之情，同时也释放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们控制住了疫情。”
小悬念制造紧张感
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争，是中国人所共同经历的一段难以遗忘的集体记忆，在这段记忆中，有千千万万个动人故事，选择什么样的故事和人物展开，对于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与此同时，这是一个已知过程与结局的故事，在中国，抗疫取得了基本胜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拍摄出悬疑性和紧张感，《中国医生》的策略是是聚焦专业和细节，它选择疫情中的“风暴眼”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并聚焦医护人员对危重病人的抢救细节。
刘海波指出，一方面，影片以大量ICU内专业抢救细节来替换观众已知的抗疫过程。“聚焦ICU病房和手术室，这两个对于普通观众而言陌生化的空间，呈现专业的抢救和治疗细节，进而带来奇观效果。”另一方面，涉及到具体的病人的生死成为悬念，观众会关心病人的生死与命运，并被剧情紧紧抓住。
从主创访谈中看到，团队邀请医学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到影片创作的始末，在真实还原与艺术创作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在医疗设备、药品、仪器、抢救细节上做到了专业性，向观众普及了疫情治疗中至关重要的插管、ECMO等医学操作抢救细节。在《中国医生》首映礼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坦言，他抱着挑剔的态度看《中国医生》，但在两个多小时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毛病，这部电影超乎他的预期。
在张文宏看来，《中国医生》抓住了医务人员身上的精髓，并肯定了演员对主人公张竞宇原型人物、武汉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的演绎：“本来很担心影片对他的呈现，但张涵予把他的精神都演出来了。”
疫情之前，作为湖北省唯一一家传染病定点医院，武汉金银潭医院顶住压力超负荷高速运转，最早接诊新冠患者。疫情期间，为了控制病毒扩散，金银潭医院对新冠病人应收尽收，承担了大量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冲锋在前，带领全院600多名医务工作者救治了2800余名患者。
影片中所塑造的院长形象，并非脸谱化的英雄人物，他有魄力，亦有脾气与柔情。他力排众议顶着压力接收病人，面对同行质疑，奋力维护医院和同事，在爱人病情加重时，难以自抑悲伤落泪。在武汉首映礼上，张定宇表示，张涵予塑造的角色非常用心：“很多坏习惯、坏脾气都是我的，那些很果敢、很英雄的样子，凝结了所有医务人员、中国这些院长身上的形象。”影片在对包括张定宇在内的诸多医护人员的塑造，让观众体会到何谓医者仁心与医者担当。
主任医师文婷的坚忍与韧性，广州援鄂医生的自负与豁达，上海援鄂医生的内敛与细腻……每个人物生动鲜活，构筑了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群像，呈现了人性的脆弱与强大，因此令人热血沸腾而又感动不已。刘海波认为，演员克制的表演值得称赞，抒情段落也并没有一味煽情：“情绪到了，收着来演，留一些白给观众释放。”
社会情绪同频共振
近年来主旋律大片亦是主流大片的创作理念，在业界基本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不少兼具思想性、商业性的佳作。
不过，明星阵容和电影工业顶级配置的加持，并不都能够得到市场的强烈反馈，不久前上映的《1921》《革命者》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但票房表现相对平淡。截至7月16日12时，《1921》票房为4.46亿，《革命者》为1.19亿。
刘海波认为，《1921》《革命者》的创作基于历史事件，那段史实众所周知，并且因为严肃题材，不能过多虚构和过分类型化，而《中国医生》则可以借助类型化的外壳实现叙事。与《中国机长》一样，《中国医生》套用了灾难片的类型，在表现抗击灾难的过程中，弘扬一种英雄主义，即面对天灾人祸或者强大压力下的人性的力量和人的能力。《中国医生》通过群像塑造，让观众感受到疫情最凶险时刻，是怎样的一群人、一座城市的人民用凡人之躯顶住了暴风雨的侵袭。
从题材来看，《中国医生》是对社会情绪的高度呼应：“目前市场上能够取得20亿票房以上的现象级影片，必定是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能够呼应社会热点。”在刘海波看来，总体而言，影片的市场反馈还是更多取决于影片的质量和完成度，即能否抓住观众注意力，在节奏和情绪上与观众实现同频共振。
不过，《中国医生》的呈现并非没有遗憾，在一些观众看来，令人感动落泪的现实本身，而非电影，是这段真实的历史给人太多共情的力量，影片本身在表达和挖掘上缺乏深度，转折和衔接比较突兀。
影片使用大量新闻画面交代时间线和大背景，刘海波感到影片局部细节表现有余，抗疫的整体过程特别是起初千钧压顶的沉重紧张、众志成城全民抗疫的宏观氛围表现不足。受到时长等客观条件限制，《中国医生》并没有能够全景式地展现全民抗疫的过程，呈现护士、建筑工人等群体的贡献，因此与观众的期待值会有一定落差。“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容量有限，我们不能苛责，但有遗憾。”刘海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