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飞出一年半后， “绿天鹅”成了如今国际社会的焦点。

“绿天鹅”是由有“央行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于2020年1月提出的，用于描述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可能引起的金融系统性风险，这一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国央行关注。“绿天鹅”不同于诸如全球金融危机之类的“黑天鹅”事件，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气候变化风险就会成为现实，其对人类的危害可能超过金融危机，甚至可能引发更复杂的连锁反应，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随着中国做出“30·60”承诺，减排与央行、商业银行、企业、资管机构等多方主体都息息相关。究竟应该如何应对“绿天鹅”？央行等监管机构应如何制定绿色金融标准和信息披露要求？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减排？对此，第一财经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国际清算银行（BIS）副总经理路易斯·佩雷拉·达席尔瓦（Luiz Pereira da Silva）。

在他看来，在推进减排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需要协调推进多方事宜，利用多种工具。例如：碳价水平需要更高，并要意识到更高的碳价水平将在不同的主体间产生再分配效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非常错综复杂，部分企业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大挑战；要为过渡转型提供资金支持，需要为绿色金融进行更清晰的定义，更准确地测算不同主体的碳足迹；此外，国际多边机构和私营部门需要加大对绿色科技和绿色项目的融资。

“央行社区”空前关注“绿天鹅”

BIS于2020年初发布了《绿天鹅——气候变化趋势下的中央银行和金融稳定》（Green Swan-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age of climate change），而佩雷拉达席尔瓦正是此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

气候变化给央行和监管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将气候相关风险分析纳入金融稳定监测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这种与物理、社会和经济现象相关的根本不确定性错综多变，且涉及复杂的动态和连锁反应。由于气候变化具有非线性、多转折点、易引发连锁反应等特性，传统上滞后的风险评估和现有的气候经济模型不足以准确预测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将以何种形式出现。这些风险包括BIS所称的“绿天鹅”风险，其可能引发下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可能对金融系统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后，很多发达国家央行以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QE）和零利率政策加以应对。但没人能够想象，若“绿天鹅”来袭，央行能怎么做。因此各界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中央银行在避免这种结果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包括通过发展前瞻性、基于情景的分析，提高对气候相关风险的理解。但仅靠央行无法缓解气候变化，需要包括主要是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团和国际社会等多方协调行动。央行可以在帮助协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方面发挥作用。”达席尔瓦表示，其中包括一系列缓解措施，例如碳定价、将可持续性纳入融资实践和会计框架、寻求适当的政策组合以及在国际层面发展新的金融机制等。

事实上，气候变化的风险离投资者并不远。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CFD)此前就提及，加强对与投资者有关的两类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即实体风险（physical risk）和转型风险（transition risk）。实体风险指更加频繁、严重的极端天气事件对保险责任、金融资产和贸易中断产生的影响等；转型风险则是指向低碳直至最终零碳经济转型期间产生的影响，毕竟技术变化或政府政策转变可能促使众多资产被重新估值。

正是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方方面面都在采取行动。在2021年6月2日至4日，由BIS、法国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绿色金融网络（NGFS）联合举办的首届“绿天鹅2021全球线上会议”（Green Swan 2021 Global Virtual Conference）召开。

达席尔瓦对记者表示，这场会议阵容空前，BIS总经理、IMF总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美联储主席、欧洲央行行长、日本央行行长等15位央行行长、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内的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5位高级决策者和政府部门专家都参与了讨论。会议通过主旨发言和分组研讨的形式，针对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持金融稳定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国此次参会阵容空前，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做大会主旨演讲，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在大会的闭幕环节发言。由于此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是如何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过渡和转型提供资金支持，BIS也邀请了来自金融行业、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加。

中国需要做好这些事

中国此前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这令国际社会感到振奋，如今的重点则落到了如何实行的层面上。

“大家都欢迎中国的合作和承诺，碳中和承诺是一个重要信号，而且还是未来政策方向的序幕。”达席尔瓦对记者称。

欧洲无疑是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跑者。根据国际经验，达席尔瓦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提了以下建议。

他认为，首先需要明确绿色金融工具的分类，这样投资者才能比较不同的产品、明确各种绿色金融工具的性质；还需要更清晰地测算碳足迹。例如，投资人在投资债券时需要了解发行人是否确实在减排上做出了贡献、是否旨在实现净零碳排放；此外，碳排放方面的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各国央行行长在6月的“绿天鹅”论坛期间就对此进行呼吁。关键在于，上述几大事项需要与其它政策同步协调推进。

无独有偶，在6月的陆家嘴论坛期间，易纲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当时易纲提及了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一是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较早制定了针对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标准，同时与欧盟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分类标准的趋同；二是推动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披露气候变化相关信息，并研究推广至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未来，将建立统一的信息披露标准；三是激励金融部门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支持，研究直达实体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此外，人民银行已开展金融机构气候变化风险压力测试，并持续监测评估金融机构绿色转型进展。

此外，达席尔瓦认为，资管机构在推动企业减排方面也将发挥关键作用。在2020年12月12日，即《巴黎协定》成立5周年之际，三十多家管理着逾9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机构承诺，将在2050年或更早前实现其投资组合中的净零碳排放，即“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净零碳排放资产管理人倡议）。他还呼吁，例如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多边和区域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应该进一步为绿色技术或绿色项目融资，包括碳捕捉、氢能、电池回收等等。

碳价水平需要更高

未来，碳定价机制将对推进全面减排起到关键作用。

本周三（7月7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在试点基础上，于今年7月择时启动发电行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下一步还将稳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以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对于中国碳市场，达席尔瓦建议，可以确定的是，碳价水平需要比现在更高。世界银行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也提及，当前大部分地区的碳价仍远低于为实现《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而设定的40-80美元/吨CO2e的范围，全球仅有覆盖了3.76％碳排放总量的碳价进入了此范围。今后十年，如要实现1.5℃温控目标，碳价水平需要更高。

最近一年，欧洲碳市场持续受到投资者关注，碳交易价格（每吨）上涨了135%，截至6月4日，今年碳价涨幅超过48%。碳价格上涨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进场，预示着碳市场交易产品可能成为未来重要的金融投资资产。欧盟很早就将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之中，制定了具体的碳排放政策目标，而碳交易市场成为实现基本目标的重要手段。欧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31%）、制造业（22%）、家庭（22%）、交通与仓储业（12%）。

但达席尔瓦也提及，更高的碳价水平也产生再分配效应，部分收入水平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更为密集的企业将面临挑战，这则需要制度性安排来帮助其实现较为平稳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