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天夜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下称“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正在为苏区出现假币的事犯愁，突然一不小心，毛衣袖口在火上燎了一下，发出一股焦臭味。毛泽民受到启发，想到了在制造纸币的纸浆里加入细羊毛的办法。没想到，加入细羊毛不仅增加了纸币的柔劲和韧劲，在火上一烧还会发出焦臭味，在太阳光下还会发亮，很容易辨别真伪。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紧接着，发展苏区金融被提上日程。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下的第一个“国有银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内景
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根据地创办初期都面临着市面上流通多种货币且难以统一、 金融秩序混乱等问题。苏维埃国家银行当时承担的第一个使命是取缔伪钞杂币、发行货币、统一苏区的金融。”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苏区研究中心主任钟燕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正式发行了苏维埃纸币。但纸币发行后不久，一批假币的出现扰乱了苏区的金融市场，也就出现了 毛泽民巧计解决纸币防伪问题的故事。
钱从哪里来?
钟燕林向记者展示了自家收藏的一张五角钱苏币，这是他爷爷留给他的“传家宝”。
钟燕林的爷爷叫钟文棋，是一名老红军，参加过第四次反“围剿”，因为在战斗中腿部中弹，留在家中休养，后来救助过一名受伤的红军，这名红军为了报答他，给了他一张5角纸币。
“这张纸币一直被爷爷珍藏着，被视为革命友谊的见证。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把爷爷的残疾军人证和这张纸币小心地放在箱子里。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常吵着要翻出来看，奶奶就说这是你爷爷留下的财富。”钟燕林说。
记者看到，这张五角的纸币早已泛黄，除了细羊毛防伪措施外，几个 “错别字”特别显眼。“ 比如第二个国字，少了一点，银字左边的金字旁写错了，这都是当时的防伪标志。”钟燕林说。
为了防伪，纸币上还印有毛泽民和时任中央财政部部长邓子恢特殊的亲笔签名，中央造币厂、印刷厂还采取了印制钞票和编号码分开操作的办法。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带有明显防伪标志的纸币
在苏维埃国家银行筹备建立之初，启动资金从哪里来，是毛泽民面前的一道难关。
在毛泽东的协调下，陈毅将由其保管的20万军费暂时借给了毛泽民，作为银行启动资金。银行成立两个月后的1932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105万大洋，这 笔钱对苏维埃国家银行来说是雪中送炭。
“毛泽民当时调了200多个挑夫，从福建漳州把这105万现大洋挑到瑞金，这对苏维埃国家银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桶金。” 钟燕林说。
105万现大洋放到哪里成了问题，毛泽民和邓子恢商量，在邻近的石城县找了一个藏红薯的地窖作为“秘密金库”，派了两个警卫员乔装成小作坊的老板和伙计看守这批金银。这批珍贵的资金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才重新启用，一路挑担到陕北，延续了红色金融的命脉。
除了使用战争的“枪杆子”获得银行资本金外，有丰富经商和金融经验的毛泽民发现赣南盛产钨矿，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中央苏区最重要的财源，毛泽民同时兼任了中华钨砂总公司的总经理。钨是稀有金属，是制造武器的重要原料。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正在恢复军火业，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钨，当时赣南探明的钨砂储量位居世界第一。红军如何才能成功卖出钨砂赚钱? “红军和白区的商人交易，主 要是靠私人关系，靠信用进行的。当时白区经商的都是本地人，也有从苏区逃出的地主，他们了解了苏 区政府对商人的政策，就偷偷地 做起生意来。” 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公开树起抗日反蒋旗帜，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根据《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十九路军占领龙岩，军需品——钨砂也可以从江西经长汀运到新泉，再经古田运往龙岩，钨砂由贸易公司进行贸易，每担50元光洋。苏区与十九路军交易采用以货换货的形式。
“ 交易的过程中，对方把我方需要的紧缺物资运到河岸上，红军把钨砂装到船上，双方向天开枪，开几枪后，我方假装逃跑，把货留在船上，就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完成交易。”钟燕林说。
据史料记载，直到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军通过钨砂出口赚到620万银元。这笔钱支撑了中央银行的现金流。
在运行过程中，苏维埃国家银行还组织发行合作社股票，开办合作社，动员群众将余钱存于信用合作社；组织当地干部群众踊跃购买公债。
从1932年起，苏维埃国家银行先后发行了三次公债，分别是60万和120万的战争公债，300万的经济建设公债，所筹集资金促进了农业生产，活跃了苏区经济，支持了军队建设。此外，国家银行统一了财政制度，建立了国库制度、会计制度，为新中国财政金融秩序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并承担了今天财政部的一些功能，比如农业税、商业税的征收。
“苏区前期主要是靠打土豪得来的资金支撑革命运动，后期靠农业、钨砂贸易等筹集资金，同时靠国家银行发行公债。国家银行充当了国家钱袋子的重要角色。钱袋子和枪杆子之间形成了互为输血和造血的关系。” 钟燕林说。
化解金融危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广大农村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内部，农民长期受到传统租佃制度与高利贷的双重盘剥，各种社会矛盾交织。
为了了解赣南和东固地区(永丰、吉水、吉安、万安、兴国县一带)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在1930年5月和10月分别进行调查，并写出了《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
《寻乌调查》对“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的情况这样描述：“寻乌县占人口总数7.4%的地主富农阶级拥有全县70%土地，而占人口总数92.6%的农民只有 30%土地”。《兴国调查》的数据悬殊更大，地主富农的人数不过6%，却占80%的土地。当时的剥削分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税捐剥削；高利剥削中又分为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当利6种，揭示了当时中国农村土地的尖锐矛盾。
中国人民银行编著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简史》描述，当时的高利贷分为货币和实物两种形式。
货币贷月息至少三分至五分(相当于年化 36% ~ 60% )，其中以“滚滚利”和“筋斗利”最凶狠，滚滚利是上个月或上年的利息，下个月或下年度又生利，1元钱10年变成1024元。筋斗利是按3天一计息，借10元3天后需还20元。
“实物借贷有谷利和油利等形式，5月借谷一石，8月需还谷两石；油利也要翻倍地还。借了债的贫苦农民，家里的房屋或者劳动 工具，比如耕牛都被地主拿去抵债，实在没有资产偿债的农民，只能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别人，女儿卖为童养媳。”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为解决高利贷对苏区老百姓的剥削，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当月就颁布了《借贷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取消和废除一切形式的高利贷，要求今后利率“最高短期每月不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超过一分”，且不得利上加利，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规定了借贷利率上限。“毛泽东当时明确指出，发放高利贷都属于剥削阶级，以反革命罪论。苏维埃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严禁用高利贷剥削群众。国家银行同时也发放一些低息贷款，促进农业、小工业、小手工业的发展，解决农民生活和生产上的问题，苏区高利贷剥削的问题得到了治理。”钟燕林说。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颁布的《借贷暂行条例》
苏区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国民党针对红色革命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封锁条例十余种，明文封锁食盐、煤油、药材、布匹等，企图将红军和苏区“饿死”“冻死”“憋死”。1934年，根据地反围剿的情况比较严峻，老百姓兑换需求突然增大，苏区纸币挤兑风波发生，苏币面临一次金融挑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贰角纸币
有一天，毛泽民从外地回来，看到银行门口挤满了人。他听有人说，“现在做生意的都不收纸币了，纸币不值钱了，我留着它干什么，赶快给我换银元。”当时毛泽民立刻意识到银行业最忌讳的挤兑风波出现了，他赶紧找来邓子恢商量对策。
毛泽民提出，一定要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誉，按照一元现钞兑换一块现大洋，不能失去苏币的信誉。
几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的人越来越多，邓子恢询问毛泽民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毛泽民表示暂时不用。第二天，苏维埃国家银行门口来了十几名士兵，每人挑了一担大洋，前来兑换银行的老百姓看到感叹道，“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洋，我们苏区银行的实力很雄厚。”
钟燕林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其实这些担子里上面是银元，下面是石头，毛泽民用这一办法赢得了群众对苏币的信任，稳住了金融秩序。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1933年2月，红军在黄陂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大量现大洋和物资，时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亲自护送这批钱财物资到瑞金。红军开始在各个合作社销售苏区紧俏的食盐、布匹等物资，并要求只能用纸币购买。
老百姓一看这种情况，大家纷纷道，“谁说纸币不值钱，谁说纸币要垮了，纸币不仅能按照现大洋来兑换，还能买稀缺物资。”
于是大家又纷纷把现大洋换成纸币，就这样，没几天，红军收回的现大洋，比当初兑出去的还要多，一场金融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突破经济封锁的斗争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于瑞金，但也离不开闽西和赣南两地红色金融的实践。1929年的8月， 在江西吉安东固成立的东固平民银行，成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起源；1930年11月7日在福建 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也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创立提供了制度基础。
1929年1月井冈山斗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突围下山，到了江西中部的东固根据地。到了东固后，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吃饭的问题，建立银行、发展经济成为当时根据地的迫切需要。
东固平民银行第一任副行长邱有文的孙媳、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原馆长夏淑英向第一财经记者讲述了东固平民银行创建的过程。
1927年，以赖经邦为首的几个东固青年知识分子，在吉安城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他们秘密回到家乡东固，创建东龙党支部， 恢复组建东固农民政权东固农协 会，成立东固山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东固农军，并且发起了“东固暴动”，开始了根据地革命斗争。
“东固暴动的胜利，震撼了东固周边的县市。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多次派兵对东固进行征剿，并对东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东固的生活物资、医药物资紧缺。”夏淑英表 示。
为了粉碎经济封锁，1928年春，东固党组织委派黄启绶在此创立了东固平民借贷所。同年10 月，中共东固区委、红二团以借贷所为基础，创办了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苏区第一张纸币。
江西吉安东固平民银行旧址
“当时正在书院任教的爷爷参与筹建东固平民银行，晚上挨家挨户动员群众集资办银行，一共筹集了4000银元，后来红二团又捐助 4000银元，这8000银元成为办银 行的启动资金。” 夏淑英说。
当时，东固面临着油、盐、药品等生活物资的封锁。东固平民银行隔壁就是消费合作社，合作社的人员轮着去吉安挑封锁物资。“他们用带隔层的木桶，下面放封锁物资，上面盛着大粪。他们用的扁担也不是通常那种竹片做的扁担，而是竹棍，把竹棍里的节打通，里面还能塞下封锁物资。”夏淑英讲述道。
东固平民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发行货币、兑换纸币、收存现金、借贷。“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货币在当地比较受认可，筹集了各个地区的资金，解决了经济封锁的问题，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 活跃了东固经济，为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开创奠定了基础。”钟燕林表示。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东固平民银行也不断扩大规模，1930年7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决定将其改组为东固银行；11月，为解决红军战争经费问题，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在东固银行的基础上筹集100万元资金创办江西工农银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随后各主要机关都在瑞金安家。中华苏维埃政府决定以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为基础，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
“因工作需要，爷爷邱有文奉命调到瑞金中央军委印刷厂工作，并担任副厂长、总务主任，同时改名为丘金山。当时印刷厂中有大批东固籍工人。”夏淑英说。1933年冬，邱有文奉命调离中央军委印刷厂，到“中华钨矿公司”担任经理(第三任)、中央贸易局局长。
10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和中央军委印刷厂也被解散，苏维埃国家银行留下一名副行长在苏区坚持革命，其他15名工作人员编入“第15大队”，200多名挑夫挑着几十担苏币、几担金条和几十担印刷苏币的原材料踏上长征征途。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战火中仍然坚持运转， 被称为“扁担上的银行”“马背上的银行”，伴随两万五千里长征，薪火相传。
薪火·红色金融（1921-1949）特别专题
学术顾问
马林｜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
魏协武｜延安市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创始人、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研究专家
马强｜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常务副会长
何成钢｜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理事
陈德翔｜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银行金融学院普惠金融研究员
范永进｜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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