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介于150万亿～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3.75万亿～7.5万亿元。巨量资金需求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也不断涌现。

“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之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但我们要保持冷静理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6月10日，在2021年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表示，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已成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论坛上，刘桂平从多个角度谈到了自己对绿色金融的认识。金融如何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顶层思路逐渐清晰。

“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为代价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刘桂平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理性、智慧地平衡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将从不可持续的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五大新发展理念将贯穿全过程、各环节。

碳达峰不等于冲高点

据国际组织、科研机构测算，我国碳排放峰值将超过100亿吨，而美国碳排放峰值为57亿吨，欧盟约为44亿吨。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远远少于欧美国家50～70年的时间。

刘桂平表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需以系统观念引领顶层设计。“30·60”目标存在“达峰快则中和早、峰值高则中和难”的紧密关系。碳达峰不等于冲高点，而是要尽快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调整。达峰后碳排放很难陡然下降，可能需要经历一段峰值平台期。不同的达峰时间、峰值水平和平台期下，实现碳中和的整体成本差异较大。如果将二者割裂，不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碳中和的最终目标，将进一步延长碳中和过渡期，增加转型压力和不必要的转型成本。因此，需全面、理性、科学的认识碳达峰、碳中和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全国统筹。要重点推动能源行业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完善绿色低碳政策框架，持续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研究出台分行业、分领域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开展。“同时，呼吁有能力、有条件的地区、机构和市场主体向负碳排放进军。”刘桂平表示。

上海可进一步发挥优势

目前，我国绿色债券中超过90%在上海发行，绿色环保企业股权上市融资超过60%发生在上海。

刘桂平指出，未来，上海可进一步发挥优势，在金融机构碳核算、金融机构及融资主体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绿色金融产品评估认证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这不仅有利于提升上海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引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国际潮流，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有利于提升金融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服务能力，特别是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绿色技术进步，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绿色低碳转型需“两条腿”走路

刘桂平表示，要强化对全国碳市场建设的金融支持。一是及早设置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在总量约束下，由市场供求决定配额交易，形成清晰的价格信号，从而引导预期、稳定预期，促进低碳投资；二是进一步发挥金融在碳市场建设中的支持作用。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包括碳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有利于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绿色投资是典型的跨期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亟需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

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刘桂平表示，无论是19世纪中期铁路投资热退潮，1929年无线电、电力、汽车和石化泡沫破裂，还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都揭示了非理性投资潜在的社会经济成本。在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判断、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